原子弹确实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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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代初，中国开始研制原子弹。这正是全国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。当时，中央决策层对于是否研制原子弹，是有争议的。负责经济工作的人觉得，全国经济太困难，老百姓都在饿肚子。研制原子弹，耗资巨大，还是等经济好转了再说。
但几位老帅都极力主张不能等，即使困难再大也要立即开始，这是关乎新中国命运和安危的大事。就是在这场争论中，陈毅元帅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：“就是当了裤子，也要把原子弹搞上来。”
研制核武器，超级费钱。耗资之巨，全世界都没几个国家承担得起。在196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水平下，中国坚持研制原子弹，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之大，简直难以衡量。那么，原子弹、氢弹真有那么大用处么？值得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么？
毕竟，除了核试验，我国一次也没用过这些花巨资搞出来的大宝贝。
当然，“核威慑”这个概念大家都承认。问题在于，在现实中，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证据，证明确实因为有了原子弹，国家安全得以维护。
如果是自然科学，就可以设计一个对比实验，看看结果是否有差异。可核威慑这种事情，也没法试验啊。难道说，我们对核威慑是否存在，或者到底有多大，就只能单方面相信，不能质疑么？
虽说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对比实验，但观察核武器产生这几十年来的各国历史，其实可以找到类似对比实验的情况，有的“对比试验”，精确度还挺高。
乌克兰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脱离苏联以后，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部分核武器，据说有3000多核弹头，这比中英法三国核弹头加起来还多。按这个数量算，乌克兰是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器国家，仅次于美俄。
后来，因为多种原因吧——咱也不能简单说乌克兰人就是被西方人俄国人忽悠了，乌克兰人自己积极主动且彻底地放弃销毁了核武器。乌克兰现在是无核武器国家了。
当初乌克兰弃核时，大家对乌克兰人说，会保证他们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。现在，克里米亚已经丢了，接下来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够呛，看来分裂出去只是时间问题。
要是乌克兰现在还有核武器，哪怕没有3000枚核弹头那么多，只有几十枚甚至几枚，情况会不会大不一样？我觉得，乌克兰要是有核武器，俄罗斯会谨慎得多，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公然“欺负”乌克兰了。
肯定有人会说，历史不能假设。你的说法也只是个想象而已，不足为凭。确实如此，历史不能假设。那我们看另一个真实的例子，那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为核武器而产生的变化。
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，表面上看，似乎让核威慑的理论有些尴尬。按照核威慑理论，有了核武器，别人就不敢惹你了，大家形成了核均势，这就和平了。就算彼此非常仇恨，也只能暗气暗憋，不敢在军事上招惹对方。
1998年，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完成了核试验，都成了有核国家，可双方之间却继续打来打去，冲突不断。从1998年至今，印巴双方爆发的武装冲突多打上千次。这就奇怪了，难道他们不怕对方往自己脑袋上扔原子弹么？
其实，印度和巴基斯坦恰恰是核威慑理论有效的典型例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，印巴之间就冲突不断，其间还有大规模的战争。1947-1949、1965-1966、1971年先后爆发了三次印巴战争。巴基斯坦因为实力弱，以吃亏为主，尤其是第三次印巴战争，巴基斯坦被肢解，东巴基斯坦独立出去，成了孟加拉。
这次吃了大亏以后，巴基斯坦就开始研发核武器。但1974年，印度抢先爆炸了一个核装置，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核武器，但对巴基斯坦刺激不小。巴基斯坦随即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发进展，到1980年代，巴基斯坦承认已经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，但没有公开核试验。
1998年，印度进行了公开的核试验，巴基斯坦随后进行了六次核试验，也公开宣布有了核武器。印巴两国都成了有核国家。
印巴这两个有核国家吧，还有一个特殊性，作为两个有核且敌对的国家，他们直接接壤，不但直接接壤，双方的首都等要害地区，距离很近，中短程导弹就能打到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必拥有远程洲际导弹就能直接向对方实施摧毁性的核打击。印巴两国这核威慑，真是实实在在近在眼前啊。简直是刺刀对刺刀的感觉。
既然如此，他们两国怎么还能不知死地打来打去呢？
其实啊，这就是“大概其看看”和“认真仔细看”的区别。
大概其一看，1998年以后，两国武装冲突不断，数量上千次，但仔细一看啊，1998年以后的冲突，两国冲突的强度和规模明显减小。最大的一次冲突，死亡人数刚超过一千人（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，是大规模武装冲突的门槛）。而之前的三次印巴战争，死亡人数都是数以万计的，甚至直接拆了巴基斯坦国家。
也就是说，当印巴两国都有了核武器以后，虽然两国之间还是冲突 不断，但因为忌惮对方的核武器，两国都严格管控冲突规模，防止冲突升级，尤其要防止把对方逼到绝境，扔出原子弹。
这方面的情况，可不是推测了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事实。
1986-1987年，印度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，几乎动员了印度全部的陆军参加。印军将领甚至表示，这就是第四次印巴战争。
和巴基斯坦相比，印度在常规陆军兵器上，有压倒性的优势。毕竟印度的综合国力比巴基斯坦要强出很多。印度的这种“军事演习”，部署也很吓人，主力部队直插巴基斯坦腰部，大有把巴基斯坦拦腰斩断、再次拆解之势。
这是在1980年代，还没到1998年，印巴两国还没有公开宣布自己拥有核武器，但两国其实都有了，只是窗户纸没捅破而已。因此，当面对印度陆军压倒性的优势和来势汹汹的部署时，巴基斯坦明确宣布，将考虑使用核武器。
接到巴基斯坦的明确核信号以后，印度停止了这次“军事演习”，撤回了演习部队。
更明显的则是在2001年底。当时，印巴两国已经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了。这年底，印度议会大厦遭到武装袭击。印度认定这是巴基斯坦干的，威胁要报复。两国都动员军队，战争一触即发。印度计划攻击克什米尔地区，打击其中的反印武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巴基斯坦再次声称要使用核武器。印度思来想去，还是收手不打了。
可见，印度在常规陆军军力上具备压倒优势，见了怂人压不住火。如果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，印巴之间的第四次、第五次甚至更多次的战争很难避免。可现在巴基斯坦有了核武器，纵使综合国力远远不如印度，印度也投鼠忌器，不敢再发动战争了。
不但不敢发动战争，两国的边境冲突，实际上也被双方默契且严格地控制，尽量避免升级，升级了大家都不好办——扔原子弹吧，对方也有。自己不敢扔。不扔吧，如果冲突太激烈损失太大，对国内也没法交代。
有意思的是，印巴两国给自己划定的动用核武器的“红线”，实际上也是核威慑理论的生动体现。
印度的常规军力较强，所以他们主动提出“不对非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”。看上去，这和我们中国的方针差不多，但印度后来又加了个“但是”：如果非核国家与核武国结盟，共同对抗印度，这些非核国家将被视为核武器国家。
巴基斯坦则因为常规军力较弱，更依赖核武器的威慑，所以不提不首先使用，而是说只要国家面对的威胁，可能造成重大损失，就要用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才算“重大”呢？巴基斯坦语焉不详——看具体情况办。巴基斯坦的“红线”实际上是个“红区”。这显然是对印度的明显警告了。
不久前的2019年，印度一架战斗机被巴基斯坦击落，飞行员被俘虏。后来，这件事被迅速解决，印巴两国并未因此升级冲突。两国之间显然存在某种默契。可以说，这种默契其实就是核威慑的表现。
原子弹确实是维护和平的好东西。虽然印巴两国的现实表明，这种维护，不会一丝不漏，还会有冲突，但维护整体和平，看来原子弹是能胜任的。
说完了印巴两国，回头再来看看我国。
前面说了，在19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元帅们坚持要研发核武器，“当了裤子也要搞”，就是因为，此前，中国曾经受到美国赤裸裸的核讹诈。
朝鲜战争中，杜鲁门公开宣称，考虑使用原子弹对方中国，并准备给麦克阿瑟运去10-20枚原子弹。1951年4月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斯下令，如果“联合国军”受到重创，就用原子弹攻击中国。
后来，考虑到朝鲜多山的地形和苏联的反应，美军才没有扔出原子弹。
1953年初，中美在三八线对峙。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总统，为了摆脱朝鲜战争，再次考虑使用核武器。在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中，他写道：“为使我们的代价不致过于高昂，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”。
艾森豪威尔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印度总理尼赫鲁，显然是希望尼赫鲁给中国带话，对中国施加压力。
1955年，在台湾海峡，解放军收复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。杜勒斯气势汹汹地威胁要使用原子弹。他在访问台湾时公开说：“我们必须使用原子弹，厦门将成为第二个广岛。”
这次是艾森豪威尔犹豫了。他最终决定，美国不值得为了金门、马祖这样的小岛和中国大打出手，为此使用核武器，冒着遭到苏联反击的危险，更不值当。
虽然中国幸运地没有遭到核武器攻击，但这些情况及其压力，元帅们都亲身经历。他们怎能无动于衷，让国家今后再次遭受这种讹诈和威胁呢？
1950年代后期，苏联在核武器和导弹方面给中国提供了很多支持。但随着两国关系的破裂，这种支持止步于1959年。这就是进入1960年代以后，中国拼尽一切也要自己研制核武器的原因。
中美两国，在朝鲜直接交过手。1954年还有过“七二六”空战。但当中国有了核武器以后，中美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。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。1980年代，苏军在边境陈兵百万，兵锋直指北京。但正是在1980年代，中国的东风导弹形成可靠的战略核反击能力，并担负战备值班——意思就是随时可以发射，中苏之间也不再发生直接冲突。
到了今天，中国的核武器数量虽然不是很多，但完全可以满足我国的战略需要，并且，我国导弹技术非常先进，各种导弹一应俱全，有的方面甚至独步全球领先全世界，战略打击能力非常可靠。这从根本上给我国奠定了安全基础。这种强大的核反击能力，不知道打消了多少曾经出现的对我国的威胁和野心。
原子弹氢弹静静地放在那里，就是在被使用。原子弹，确实有用。
参考资料：
胡高辰、和红梅、涂华忠：“核均势视角下的印巴常规冲突研究”。南亚研究，2021年第1期。
徐剑：《大国重器——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》，作家出版社。